总起来说，“志”作为“道心之动”，不 管是外向的伦理实践还是内向的精神性生存，都理所当然地居于人的心性的中 枢位置。

而就主体性的“志”跟客体性的“命”之关系来说，“志”可以顺“命” 而实现（如“乐天知命”、“修身以俟命”）,也可以跟“命”相抗争（如“君 子以致命遂志”、“制天命而用之”）。王夫之《庄子解》云：“命之情者，天 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唯生死为数之常然，不可奈何者，知而不足劳 吾神；至于本合于天，而有事于天，则所以立命以相天者，有其在我而为独志，非 无可奈何者也。”所谓“天人交相胜”者，既可以理解为气与志相为有功，又 可联系于命与志的矛盾关系。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志是以道为骨子，乃性所自 含的，它能否成为人心之主，是区分君子和庸人的关键。尚志即是居仁由义。个 体在后天实践活动中能否有为，从根本上说不在理、不在仁、而在志。志作为 “干健之性”，决定着真正的人（君子）自强不息。所以它是人道中之根本者。人 的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均直接来源于它。由此人便可循道、恃志、义断、勇 决，寻求个体的自我实现。

老子有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其实首先还是人们行为的发生根 据缘由；所谓武术之“道”,于是也就是中国人“由道”的生命智慧，它以“体道” 为中心，包含了中国人对“生命之道”和“存活之术”两个方面的历史性理解 和反思。应该指出，中国文化是“道术圆融”、“体用不二”的统一体；一方 面“道以术显”，另一方面“术以道存”，根本没有什么脱离目的之纯粹手段 和工具，由此明显地区别于西方文化所说的“心物两体”之对立。于是人们便 往往把练武作为“入道之门”和“悟道之途”。不过这里同时还要注意，手段 与目的统一于整个操作过程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呈现于两端的历时性的存在，由 此也不能简单地把手段等同于目的，更不能用手段去消解目的。任何技术都要 以“道”作为自己“存在合法性”的灵魂；《庄子•养生主》论及“庖丁解牛” 并不是“牛需要切割几块”的具体操作任务，而是“目无全牛”那“彼节者有 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表现出“以 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所以，人类所有行为都应该“志于道”，即要在把握规律的前提下明确自 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仅仅满足于当下“刺激一反应”的行为定势，不是 人的活动特征。借用当年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任何操作都要有“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没有方向等于没有灵魂，往往会“误以他乡作故乡”而“异化” 沦为他人的驯服工具。模糊总体操作目标方向和不管对象运行机理轨迹的胡闯 乱冒，尽管可以一厢情愿地乱贴广告标签，但却未必真的可以提高当下操作效 率并达到宣示目标；由此孔子倡言“慎言慎行”。武术作为一种生活中肢体应 对外敌的传统技击技术，其目标取向并不能局限于肢体碰撞中的自我保护，更 不能沦为人类生命异己目的之手段和工具；而当着眼于启迪人心、开发智慧、传 承文明、维护生命和促进每个人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由此，“道”的追求应是 其根本和核心，武功修炼的落脚点当是“复性归真、同合大道”，一切“背'道' 而行”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问题的。

（二）实现方式：“游于艺”

跟“志于道”同时展开的着手处或曰实现方式，那便是“游于艺”。“游 艺”是依于“志向”的“行为”及“情趣”之载体和表现，具有所谓“任志而游” 的行为状态和某种“靠技术吃饭”的运作特征。不过，孔子的儒学本是一门德 性、修身之学。由此其原意当是学艺、通艺而进德；所谓“游于艺”，当是指 为学者遍历、熟习和发挥六艺，于是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 明道之功。

《说文解字》释“游”曰：“游，旌旗之流也。”其本义是饰于旗帜上下 垂的飘带。由于旌旗下垂缨带的飘动感，“游”在生活中被引申为游行、游泳、游 玩、游观、游戏等。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任何生活 都处在某种不息的流变之中，由此现实的活动自要融汇进入这个生活之流去“游综合融汇了儒家“成仁成德”的教化指向、道家“逍遥至乐”的忘情体验、佛禅“游 戏三昧”的圆融无碍等一系列深层意蕴。就其形式而言，它更多地表现为庄子“乘 物游心”所谓“消遥游”的“游”，主要用以表示审美欣赏与创造过程中主体 精神那“天马行空”般无拘无束和悠闲自得、从容自如的活动，表示这个活动 主体那自由的想象和自律的构思，比“思”或“想”都更为灵动和富于美感。它 主要是指基于“人类本性”那胸次洒然的“悠然自得”、无所系缚的“忘我消遥” 和得其所哉的“率性而为”、“尽性立命”，表现为超越功利无思无虑、从容不 迫的“游戏三昧”和身与物化、放浪形骸的“潇洒自如”。朱熹《四书集注》释“游” 字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亦有此意。就其当代理解而言，它就不仅要有“读 万卷书”的精神探索，而且还要有“行万里路”的实践操作和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

就社会交往角度来说，《周礼•地官•师氏》有云：“游，无官司者”。它 表示一种脱离统治权力纽带的“去官奉职守”之人。不少学者指出，秦汉以来 社会变动激烈，武士地位随之下降，一大批习武之人从原先那个政权系统的金 字塔中分崩离析出来，既脱离了原来曾经拥有的固定生活资料（“不治产业”），又 脱离了原来十分稳定的职守以及法定的社会关系（“不安其业”），朝夕间有 如无根之浮云，飘忽之转蓬，成了这个社会“自由得像鸟一样”的游离分子（有 点类似当今被身份转换“打破铁饭碗”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待业青年），只 能在“行走江湖”中“赖力而生”和“挟技而行”（即时下所云的“走向社会、自 谋职业和靠技术吃”）。正如“自由落体”并不绝对“自由” 一样，“人在江湖” 则是“身不由己”。这种生活方式又使武人的“游”带上某种“交游”和“交 流”的开放和凝聚双重含义（借用革命家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 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其他武器”）。由此武人“尚勇好游”、“重信喜交”，并 在“游”中体现自身价值和技能。十分明显，这种生活压力下的“游”与精神 上自由探索那纯审美式的“逍遥游”并非完全一致，然而在实践操作上却又往 往能够找到某些可以相通和相类的地方。所谓“诉求以稀缺为前提”，反抗压 迫其实也就是追求自由；由此二者也并不绝对对立。这情况可能与“精神是群其行为方式往往倾向于率性任情而不是拘泥执着；其追求目标往往倾向于快意 天涯而不是建功立业。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态度跟近代那些被流放的职业革命 家颇有点相似；然而其“无组织、无纪律”那“不群不党”之孤立个体行为，又 跟近代以来依托组织的革命者大异其趣。

就一种技术实践而言，“游”的含义更多的则是高度熟练后操作上那得心 应手、左右逢源和悠然自得、挥洒自如；其要则是“庖丁解牛”般“依乎天 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从而达到“恢恢乎其于游刃而有余”。至 于具体到武术本身来说，“游”字还带上拳来脚去、纵横往来、攻守进退、粘 走相生、劲路变换的“运动战”特征，表现出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机动灵活的 战略战术”意蕴。作为一种处理肢体冲突的具体实用技术，武术的“游”还可 以进到身体训练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前者更多涉及发展生命的能量涵养和技 能培育，后者则大都着眼维护生命的防身护体和紧急避险。从形态上看，它具 有随机就势、舍己从人、引进落空、借力打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的生命智慧；从内容上看，它体现了一种“依自不依他”那反抗压迫、解除束缚、获 得自由的实践性“自我解放”精神。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大化流行，其实并不是上帝安排或先富带动，而是整个有生类生命力的自我“生 存竞争”，武术操作非常集中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生命力的律动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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