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方法论而言，传统武术“守中、用中”是操作的基本技术标准，其物理 学含义，就是利用人体活动的重心线和中轴线（咏春拳称之为子午线）。其实际的操作要求，则有身形态势到位的“不偏不倚”、劲路变换灵动的“忽隐忽 现”、应对原则中节的“无过不及”、进退往来协调的“随曲就伸”。就字义 上说，这作为过程和形式的“中”字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射箭中的之命中”，二 为“中央位置之处中”，后来甚至还被引申到价值方向的应当、运用方法的妥 当、操作目标的实现等方面。汉语“中”的原始含义是精守常道、顺时而动，“和” 的最初意蕴则是协同关系、生物创新。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医学、兵学和武学中 都有极为典型的体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即此之谓。中、和二字相通并连用，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由 此可以引发出活的生命。汉语实践中的“中”与“和”，都是多义词，分别都 可以作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以至语气词来用。“中”较多地与方位、处所、范 围、形制、程序等相关，突出其中间、中等、处于两者之间的存在状态；而“和” 则大多与交往、关系、秩序、过 当、适宜、合乎标准和实现目 部关系和规定又可以内化为人符合原则，完成“合规律性和合目的之辩证统一”,为“天道运行”的最佳体现，由 此融入了大量的社会内容，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尺度”，具有明显的美 学意蕴。传统文化所说的“中、和”二字，曾经受到严重扭曲，被解释成折中、调 和、妥协和僵化。其实在它背后却包含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西方文化强调“突破”所以偏好“矫枉必须过正”，中国文化着眼“自保” 因而强调“圆融方能无碍”。传统武术所谓“守中、用中”的实际内涵，不外 是运行状态那空间轴上“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恰到好处、时间轴上“不占 人先、不落人后”的适逢其时和操作轴上的“当机正位、乘势就便”的合理主义，而 绝不是时下所谓“不管黑猫白猫”那专横任性、不顾一切之胡闯乱冒、偏颇妄为。当 然，目的也必然会选择和限制手段，由此在手段上也自当有其一系列的表现。所 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庸平和”在实践上更多的是操作者追求自身内 外环境不同方面的某种稳定、平衡、圜道、协调和可持续那“负反馈调节”（而 不是单向度那所谓“更高、更快、更强”之“正反馈震荡”），而这些调节又都 是建立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道德原点”基础上的。这是一种通过实践操 作来维系自身的“永续循环”，而不是借助“忽悠”以改变自我的“不断突破”； 其意义在于应对外部运作给自身造成的偏差、失衡和异化。但这反过来却又让 对手带上“用力越大越吃亏”的正反馈震荡意味，借助敌手的偏差和失衡来维 持自己的平衡。这内外正反“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相济互补，便是“中庸 平和”的真正意义。

在操作上，中国武术的“中庸平和”反对不顾其余的死执一端，但也反对 平均主义的折中调和。它那以弱对强前提下用机巧和技术弥补力量和速度，并 不等于绝对排斥力量和速度，而是要寻找快慢、曲直、正斜之间的融会、贯通 和变换。所谓“动急急应、动缓缓随、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由慢而快、由 快而慢，极慢然后极快、极快终归极慢”，“守住中线、避正打斜、曲中求直、后 发先至”，“先求开展、后求紧凑”，“由大圈到小圈、由小圈到无圈”，“战略持久、战 术速决、轻重缓急、先后有序”等等，即此之谓也。中国武术的尚圆、重巧、持中、稳重，则是要把曲直、快慢和力度辩证地统一起来，再说一次，中庸平和的 于模糊灵活中把握合度和处 是跟“正”联系在一起，不 联系在一起的，不平也就没有了和。而“正”又与“贞”即真理和善行相通，“平” 又与“公”即公平和道义相通，由此武林人士便十分讲究匡扶正义和打抱不平，把 操作行为摆到社会历史那人际关系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所谓“不偏不倚、无过 不及”的深层依据和标准，除了身形劲力各自的具体要求外，最后又都可以归 结到“天理人心”的大道运行。人世间的一切，都要服从客观规律并且处在一 个价值参照系里面，由此所有操作都讲究行为的自主性、技术的合理性和运行 的正当性、结果的效用性，表现出操作者极强的主动性和自制力。在这里，有 经有权、有常有变，操作时要求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巧妙地结 合起来。“中庸”绝不是什么折中、调和、妥协和“乡愿”，而是建立在坚守 原则和应对得当基础之上，极为强调社会属性和运行方式的“当行则行、当止 则止”。它着眼于某种生命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 就是一种分工上的运行秩序，讲究各正其位、各尽其能、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的“万类霜天竞自由”。但它又并不把这种既定秩序绝对化，当原有秩序失去 自己存在理由的时候，它又转到“成汤革命、顺天应人”。所有武术无论招式 还是劲路，都要求“得位、中节、适时、成势”，由此区别于西方武技那“狠” 字当头的主动出击、胡闯乱冒、无所顾忌、侵犯杀戮那一厢情愿。

这里还应注意，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以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了夏、商、周 三代那贵族式的“军法礼制”，打仗只能强调“兵以诈立”。特别是汉、唐朝廷 灭侠，“附于兵”的武术运作也就完全见不到西方贵族社会那种“费厄泼赖”和“一 战定乾坤”的“决斗”，它所多出来的东西只是江湖草莽那不择手段和没完没 了的“寻仇”。然而由于贵族与草根生存条件的差异，人们对其评价也就很不 相同。有道是“顺天循性”，中国文化的中庸平和更多还是就操作自身规定的“应 当”（操作的价值必要性）和“恰当”（选择的最佳可行性）两个维度提问题的，至 于其具体途径和实现形式的维度，则可以五花八门，乃至既有食肉寝皮和斩草 除根一类的极端，也有网开一面和穷寇勿追一类的宽容。中国文化没有像亚里 士多德那样把形式看作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形式因”，而只把它看作随机应对 的包装文饰。

笔者强调，传统武术操 作上尽管不乏“宁折不屈”的刚烈，但更多的则是“永不 言败”的韧性战斗。它那“中庸之道”的动态调适在操作上 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讲究外向应对的“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灵活制宜，突出为客不为主那“不偏 不倚、随曲就伸”和“舍己从人、借力打力”的灵活变换，由此不但区别于“不 管黑猫白猫”式的不择手段，而且也区别于“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无奈招架，其 实质就是在当下的不平衡中去寻找和建立起新的平衡。这些基本操作方式反映 了宇宙间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体现了中国人在艰苦环境下应对型的生存智 慧，由此很难说是什么一厢情愿封闭性的自我满足。其二，则是内向整合的“内 外一体、天人合一”的整体圆融、统筹兼顾和因应得宜。它那“养练结合”和 “打练结合”两大原则，被自我修炼整合为同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技 术操作，它特别讲究自身的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与外部的“天时、地利、人 和”全面整合，强调“生命、生活、生态”那内外一源、体用不二和得心应手、意 气合一的上下相随、周身一家。而这又都可以归结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 强和自尊。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顺应时势、协和万物和巧借外力、自然而然 的“物物而不物于物”。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所以中华技击所突出的考虑，也 就并不是操作个体一厢情愿那单向度的主观性力量和技术，而是敌我双方客观 存在的关系态势和所处背景提供之现实可能性特征。所谓敌我关系实际上也就 是实践过程的主客体关系。它那外圆内方、灵活善变、圆转自如、连绵不断、势 势相承的招式和劲力，表示要在应对敌手变化当中不断地去弥补原有动作的某 些无法避免之缺陷和不足，努力在应对过程中逐步地完善自我，顺人而不失己、外 化而内不化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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