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表
序号 |
武术兵器文物 |
文物所属朝代 |
出土时间、地点 |
出处 |
68 |
铜矛、铜镖、铜臂甲、铁矛、铜柄铁 剑、铁刀、铜戈、 铜限铜斧、铜镶、环手铁刀、锤状器、铁剑、铜柄铁剑、铁箱、弹丸 |
西汉中期 至东汉 |
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 |
《考古》1963年第9期480〜485页 |
69 |
石斧、石铸 |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 |
1964年云南大理 |
《考古》1966年第4期220-224 页 |
70 |
铜剑、铜矛、铜 叉、铜钺 |
西汉中晚期 至东汉早期 |
1964年云南大理 |
《考古》1966年第4期220〜224页 |
71 |
铁剑、环柄刀、铜斧、铜戈、铜钺、 铜矛 |
西汉末期 至东汉 |
1956年至1957年贵州青镇、平墙 |
《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100〜102页 |
72 |
环柄铁刀、铁剑 |
西汉 |
1972年贵州安顺 |
《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笫4期133页 |
73 |
铜剑 |
西汉 |
1987年云南丽江石鼓镇 |
《考古》1989年笫10期952页 |
74 |
铁斧、铜戈、铜剑 |
西汉 |
1992年云南宣威 |
《考古》1996年第5期95 ~96 页 |
75 |
环柄刀、铁剑 |
东汉初期 |
1959年贵州平埸、 青镇 |
《考古》1961年第4期207页 |
76 |
环首铁刀、铁剑 |
东汉 |
1960年云南昭通桂家院子 |
《考古》1962年第8期395〜399页 |
77 |
环手铁刀、铁剑 |
东汉 |
1960年贵州赫章 |
《考古》1966年笫1期27页 |
78 |
环首铁刀、铁矛 |
东汉 |
1964年云南昭通 |
《考古》1965年第2期98〜99页 |
79 |
环首铁刀、铁剑、 铁削 |
东汉 |
1964年玄南大关 |
《考古》1965年第3期119-123 页 |
续表
序号 |
武术兵器文物 |
文物所属朝代 |
出土时间、地点 |
出处 |
80 |
环首钢刀、环首 铁刀 |
东汉 |
1975年贵州兴义、 兴仁 |
《文物》1979年笫5期28〜34页 |
81 |
铜矛 |
东汉 |
1977年云南呈贡七步场 |
《考古》1982年第1期34页 |
82 |
铜环首刀、铜弩 机、铁环首刀、 铜蹴 |
东汉 |
1990年贵州安顺宁谷 |
《考古》2004年第6期50-58 页 |
83 |
环首铁刀 |
东汉中晚期 |
1994年贵州习水 |
《考古》2000年笫7期93〜96页 |
84 |
环首铁刀 |
东汉晚期 |
1975年- 2004年贵州兴仁县交乐 |
《考古》2004年第3期53〜58页 |
85 |
铁剑、铁刀 |
汉至六朝 |
1965年贵州平埔 |
《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35页 |
86 |
铁剑、铁刀 |
三国一南朝 |
1959年贵州平埼、 青镇 |
《考古》1961年第4期210页 |
87 |
环柄刀、剑、镖 枪头 |
北宋 |
1959年贵州平地、 青镇 |
《考古》1961年第4期211页 |
88 |
铁盔、铁戟、铁 剑、铁甲片 |
明清 |
1963年云南呈贡土家营明清墓清理报告 |
《考古》1965年第4期186页 |
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青铜兵器主要集中在戈、矛、斧、剑、啄、钺、歌 等,出土的数量较多,且造型各异,富有艺术美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青铜兵器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得到空前发展。秦汉以后,由于铁质刀、剑的流行, 内地的青铜兵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滇黔由于地理偏远所造成的迟滞性, 直到东汉中期,这个地区还仍然在广泛使用青铜兵器。虽然春秋晚期一西汉初滇黔大地上就已经在使用铁质兵器了,但从滇黔出土的兵器来看,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进入铁兵器的全盛时期。我们从滇黔地区出土的数千件青铜武器形制和铸造工艺上,既可以看出有大量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百越文化等影响; 乂可以发现不少滇黔的地区特点,如一字格剑、吊人矛、各种带有动物的啄、钺等兵器,做工精致,富有艺术魅力。这都反映出当时滇黔的武器制作,既是古代中国物质文明整体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乂在交融中逐渐发展起自己的富有艺术美感的地方特色。
对中国古代兵器研究颇有造诣的周纬先生曾言:一个民族的兵器,与其民族的人种、技艺、文化、历史等有密切之关系。①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粗糙的石刀、蚌刀、石散、石斧、铜剑,古朴的石壁岩画、壁画,一场场刀光剑影人叫马嘶的战争场景,都昭示着滇黔武术的早期萌芽和发展历程。
第一节新旧石器磨打出的史前武迹
史前社会,人类是“工兵不分,石器即石兵也,以石片斫物则为器,以石片格斗即为兵”②。当时虽然没有战争这种剧烈的对抗矛盾形式,但诸如“血亲复仇”、“同态复仇”之类的斗争还是经常发生。“血亲复仇”是一个血缘氏族或部落对另一个血缘氏族或部落的集体复仇,在这一复仇过程中,双方以拳脚相斗,以棍棒相搏,以石片格斗,这就是原始社会时期萌芽的武术形式。因此,研究早期武术文化,在“见物不见人”的情况下,能从古兵器入手是大有裨益的。
人类学资料表明,人经历了古猿③、直立人和智人等阶段发展为现代人。在滇黔大地上,人类的进化过程遗迹相对比较完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在云南禄丰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在元谋发现了生活在距今170 万年前的我国早期直立人的代表“元谋人”;在贵州发现了生活在距今150万年到20万年的晚期直立人“黔西观音洞人”;生活在距今20万年的早期智人盘县 “大洞人”;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1万年的晚期智人“穿洞人”、“丽江人”以及 “昆明人”等等④,这些古人类从远古时期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与野兽搏斗, 与其他族群竞争,促生了武术的萌芽。
石器是人类进化程度的指示器,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水平,也由此产生出原始的武术文化。木棒的使用,由于制作简单,便于使用,可能是人类使用的最早的器械之一,但由于木棒的易腐特性再加上历史的久远,因而无法进行考证。石器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滇黔的旧石器文化极其丰富,黔西观音洞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具有
①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序言,1页,天津,百花文2出版社,2006。
②周纬:《中国兵器史》,1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0
③占猿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
④ 立人处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智人处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智人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 新石器时代,已经是现代人了。
代表性的遗址,出土的石器可分为刮削器、砍砸器及尖状器等七类。刮削器刃薄,尖状器则尖锐而锋利。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采集和狩猎。刮削器在观音洞和桐梓岩灰洞①出土的石器中数量也最集中,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格斗,除了使用钝器如石块进行砸、抛击,利用棍子进行棒击以外,已经出现了使用尖刀的刺和刀法的抹、削等技法。水城硝灰洞首次发现了锐棱砸击法②,盘县大洞出土的501件石器中,已有了手斧、石锤的出土。③人类的狩猎经济和击打砍杀的能力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在硝灰洞和大洞遗址中发现若干灵长目动物和长鼻目、奇蹄目、偶蹄目、食肉目动物的化石表明,尖状器和端刮器这时可能用来做成了矛或标枪。从狩猎技术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技击水平的提高。
旧石器晚期,石器种类更加多样化,复合工具已经出现;骨、角器也登上工具舞台,人们进入了氏族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先后建立。晚期智人的体质不断进化,智力也进一步提高,双手更加灵巧,打制石器技术日益熟练。兴义猫猫洞遗址中其骨、角器数量之多,加工技术之相对稳定和造型之精美,反映出当时制作工具的新水平。其骨器数量不仅为全国和亚洲之冠,而且颇
①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县发现的占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 (13)。
②曹泽国:《贵州水城硝灰洞旧石器文化遗址》,载《占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 (1)„
③张镇洪、刘军、张汉刚等:《贵州盘县大洞遗址动物群的研究》,载《人类学学报》,1997 ( 1 ); 黄慰文、侯亚梅、斯信强:《盘县大洞的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97 (3)„ 具特色,对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武术器械的发端具有重要意义。①普定穿洞发掘出石制品一万余件,骨、角器制品一千余件,其中有骨刀一件。②桐梓马鞍山的骨器中则有骨跋、骨叉等出土。这说明弓箭已经出现在当时的狩猎或部落争战中。弓箭作为一种新的远射程武器,在新石器时代才普遍使用。弓箭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人类发明与使用弓箭的伟大意义。 它不仅可以远距离地射杀野兽和空中的飞鸟,也使人类之间的战争变得更残酷和 残忍,同时也反映了滇黔武术技艺已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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